全球制度体系的迭代 国美通讯

股票资讯  2021-03-28 10:33:41

即使全球化在分配上有“短板”,它仍然不能否认其“正和效应”的积极贡献。所以,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最多是“批判”,升级是对全球化的“否定之否定”。制度体系的迭代远胜于“重新发明轮子”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方面将缩小与主要国家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正文|刘伟

贸易是一种交换活动,其深度和广度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是扩大人类生存空间、扩大活动范围、促进文明成果的重要产物。在从氏族部落走向国家形态的同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齐头并进,与贸易相对应的制度和协调机制也应运而生。

迄今为止,全球贸易的繁荣可以用“万物大,万物小”来形容,这与全球化是齐头并进的。全球化和全球贸易的积极效益显著,对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推动作用强劲。几乎所有人类发展指标都得到了充分证明,尤其是绝对指标。但和其他事物一样,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周期性特征出现,负面影响趋于突出。再加上人们主观感受的放大效应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2008年金融危机后否定和放弃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两条主线上同步复活,在贸易领域的表现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突然上升,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虽然舆论的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分歧的落差和纠纷的激烈程度,但双方都有消除歧义、达成共识的主客观动机。“刻舟求剑”不可取,守旧刻板,循规蹈矩也不成功。只有批判性思维和科学分析才能彻底澄清。

那么,如何客观地分析全球化的所谓“弊端”,尤其是“不公平”的贸易?一开始,简单的批评甚至无差别的否定都不是选项,而辩证的、客观的、长期的、平衡的反思和优化才是正道。“临界”不是单纯的“批判”,前者主要是“站着”,后者是“打破”;前者价值观重在建设,后者价值观重在破坏;前者采用系统的、思辨的方法,后者采用主观的、意识形态的手段。“批判”并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在行动和结果上对意识的破坏绰绰有余,对人类福利的提高贡献甚微。

因此,在讨论重大问题,尤其是重大纠纷时,要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从技能集跳到思维集,即不仅要回答“如何的问题”,还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是以正确价值观为锚的分析和实践活动的升华,也适用于全球化等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也不例外。

贸易平衡硬币的另一面

批判性地追溯中美贸易摩擦的思维起点,然后理清原因,解决方案自然是纸上谈兵,能否付诸实践,还是主要看政治意愿。毕竟,经济和贸易考虑是相对客观和可量化的,而政策大多取决于复杂和互动的因素。

从表面现象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是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美国坚持认为,这种差异源于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和协议,是中国的“搭便车”行为,是对美国的变相剥削。潜台词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来源于美国的牺牲。

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来自多因素成本,甚至是跨代的因素成本。贸易是以生产为基础的,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生产都需要要素投入。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是相关要素成本的内部化和吸收,而不是传递给进口国的最终消费者。剩余量越大,消化的成本越大,这基本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其说是相关国家的利益转移,不如说是自我牺牲形成的供应链稳定状态,其中要素成本三个方面是顺差的主要贡献者。

一个是人工成本。廉价劳动力向经济概念的转化是一种人口红利。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放中国在生产上的优势之一是绝对成本低的大规模劳动力,包括相当比例的农业转移人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与全球贸易体系的融合程度更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即使在2008年之后,中国也普遍被认为接近或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但与美国和欧洲相比,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仅相对较低,而且还继续保持绝对较低的水平(图1)。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只是证明了发展中经济体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谢幕,二元经济提供的发展动能让位于其他生产力要素,尤其是科技。鉴于劳动力在经济价值创造中缺乏定价的主动性,资本和科技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仍然比美国和欧洲具有绝对优势,这体现在国际贸易中的自然盈余和劳动力收入的债务或赤字上。

来源:会议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时间序列中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指标仍然表明中美两国的相对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两国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自1980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在此期间,中国一度拉大了与美国的差距,而德国和英国制造业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图2)。

来源:会议委员会

从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自2005年以来大幅上升。与美国、德国、英国相比,劳动力成本曲线的斜率非常大(图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验证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对贸易的影响无疑是进出口平衡和贸易顺差减少的过程开始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至少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因素的变化,通过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调整和优化,主动或被动降低,这是双方共同希望的结果。

来源:会议委员会

低劳动力成本本质上是对可贸易商品的隐性补贴,使进口国的消费者受益,其中美国占大头。然而,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方面将缩小与主要国家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因此,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的自然发展是积极的。

二是高储蓄率对应的延迟消费。贸易差额是进出口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转型发展中经济体,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增长,消费得到充分提振,国内可以消化制造能力,产品出口订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外可以增加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两者都会减少贸易顺差。不考虑货币发行的规模效应和房地产等资产类别对储蓄的有效吸收,中国储蓄率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偏离了经济增长伴随消费升级的一般规律,尤其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图4)。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的高储蓄率抑制了当前的消费需求,本应发生的消费活动被延迟,甚至是代际延迟,难以实现产品的涨价,凸显了可贸易商品的价格竞争力。高储蓄率向消费的效应传递有效降低了出口价格,使中国的贸易份额不断扩大。从效用函数来看,中国消费者的即期福利被进口国消费者的即期福利所替代,是一种替代性的转移支付和价格补贴。

资料来源:中欧倡议

第三是环境成本。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普通民众已经意识到环境成本的“不堪重负”。雾霾、污水、垃圾、二恶英、荒漠化等。,都有巨大的成本。如果将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进行换算,环境的综合经济成本几乎超过了所有模型的预测能力,受到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其隐性和长期成本更难以估算。对比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图5),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上升,相应的数字令人震惊,没有明显的减排迹象。即使考虑存量,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绝对值也不小(图6)。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减排压力极其沉重,完成《巴黎协定》的承诺并不难;从节约环境成本的角度来看,中国为获得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工业化体系的全面建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些成本是不可逆的。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有相当一部分存放在国内环境赤字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形成的竞争力不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有希望的选择,也不是可持续的。

来源:全球碳项目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来源:全球碳项目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如上所述,顺差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和经贸周期所付出成本的镜像。至少以上三种隐性成本和支出是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千万不要以为世界上有免费的午餐,经贸领域就没有“只收不花”这回事。

全球制度体系的迭代

任何趋势发展轨迹都不是永远上升的直线。有很多高峰和低谷,有曲折,也有全球化。全球化是国际贸易中资本流动、人员流动和信息流动在商品流动和服务流动的基础上的大范围整合,在新经济时代更加向上。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一个生产过程,而不是一种分配机制。它的起源、发展和繁荣反映了生产活动的全球组织、贸易机制的全球安排和金融增长的全球表现。在生产率普遍提高之后,如何分配的责任主要在于主权经济体本身。

全球化主要作用于生产过程,产生财富创造,而分配和社会福利则更具国别性,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设计和实施统一的政策,更需要在国家层面根据当地条件、事件和时代制定政策。生产关乎财富,强调效率,需要合作,可以延伸;分配关注利益,强调公平,需要考量,只能收敛。与前者相关的国际协调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集体安排的可能性总是大于后者。前者有国家利益的交换,需要妥协,容易形成有效价格;后者需要面对国内民生。虽然市场机制在分配中仍然起主导作用,但非市场分配原则和制度只能是一种兼顾各方利益的模糊平衡,不可能分配其他主权经济体的国家财富。正因为如此,一味批判全球化造成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分化严重,似乎是对初衷的误读和曲解。

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的理论渊源是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即相互贸易的国家不需要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所束缚,而只关注各自生产技术的相对优势,通过相对成本差异的交换来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重商主义的基本点是通过相对固定的合作和分工实现贸易的普遍增长,最终实现本国财富更大更快的增长,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如果只从数字上观察全球化的效应,世界上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的延长、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都是铁的事实,说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也遵循这一路径,但在相对较短的40多年时间里,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形成了全方位的比较优势,是整个产业链和整个供应链前所未有的综合优势,贸易顺差只是数字化形式的一种体现。当然,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证。更重要的是,规则统一的国际贸易体系确实起到了增加贸易量、减少贸易壁垒、实现共同发展的作用。即使是几乎瘫痪在争端中心的世贸组织,也不能被一些武断的批评抹去其显著的实际作用。世贸组织成员国关税下降、全球贸易量增加和补贴下降的数字(图7和图8)不仅可以证明自己,还可以伪造许多虚假指控。

来源:世贸组织

来源:世贸组织

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全球流通中的国际货币,美元是货币流动全球化无可争议的锚。美元已经成为全球交易和持有的绝对主导货币。其理论是特里芬悖论,即美国需要维持赤字以满足其他国家使用美元的需要,同时又必须为了地位而坚持美元走强的政策。前者对赤字的现实要求和后者对赤字的理论否定成为两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赤字是全球化的必然,是美国引领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中国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就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对称反映,源于贸易,然后流向美国资本市场。这种平衡不应被排除在双方贸易谈判的议题之外。

全球化呈现的“帕累托改进”与美国和美元的作用密切相关。其过程无非是将理论转化为政策,美国主导政策议程,政策指导具体实践。因此,即使全球化在分配上有“短板”,它仍然不能否认其“正和效应”的积极贡献。所以,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最多是“批判”,是宣泄和破坏性的“批判”,而升级是对全球化的“否定否定”,制度体系的迭代远胜于“重新发明轮子”,至少有以下原因:

一个是时代的要求,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数据的无处不在使得物与人之间的联系极其紧密,穿越国界似乎是事半功倍。

二是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难民潮、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大多以“负外部性”为特征,几乎没有国别项目,合作是唯一途径。

第三,多边主义的边际成本是最优的。制度一旦建立,参与者越多,边际成本越低,整体收益越大。多边主义的探索和建立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沉淀成本,基本运行良好。回归双边甚至单边不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第四是市场的“决定性”力量。与政府相比,市场力量是“决定性的”,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日益成为“世界公民”。在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低估市场力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只能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

第五,人类智力的发展轨迹。人类智能的发展不乏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成就,但主流是渐进式改革和局部优化的动态迭代,如数字经济。因此,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制度体系的升级应该以迭代为重点。

追根溯源,通过实例分析,以上至少否定了贸易的“负和博弈”和全球制度体系的“彻底失败”。无论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难题,人类特有的认知活动都必须更加“批判”,让积极的开发建设成为中坚力量。在贸易摩擦和国际秩序的升级优化中要坚持这一理念,否则,错误的选择必然指向“两败俱伤”或“损失更大”。

(作者是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编辑: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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